广东快乐十分


文艺与意识形态交错纠缠的开始——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与胡风事件

作者:王丽丽 刊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杨延砚

广东快乐十分【摘要】在“民族形式问题”上 ,无论是对于五四新文学还是旧形式的认识和评估 ,胡风和左翼同仁均表现出了如下差异 :胡风的理论偏激和失当主要属于认识或理论视野的局限 ,而左翼同仁的理论偏差则主要来自意识形态的策略操作。双方所代表的“大众化”理解和“现代性”逻辑都可以从毛泽东的论述当中找到根据。胡风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创获仍然围绕着“主观战斗精神”这一核心。“民族形式问题”论争拉开了胡风事件从“文艺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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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快乐十分在署名为“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的序言当中,有一句关键的话这样提到胡风:“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1](P2)它向我们明确提示,追溯胡风与左翼同仁所进行的一系列论争,或许就可以探明胡风事件的历史根源。然而,与一般研究者的印象有所不同的是,“典型论争”与“两个口号之争”尽管在事发当时曾经一度沸沸扬扬,但却基本上与胡风事件的酿成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关联。胡风事件真正由“文艺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序幕,是由发生在1940年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最早拉开的。因此,本文的目的,就是首先究明“民族形式问题”讨论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一、新文艺与形式内外的辩证法胡风反复声称自己的《论民族形式问题》是针对国统区的向林冰的。如果真的如此简单的话,我们就难以解释胡风有关民族形式的思考何以会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的症结之所在,因为自胡风此文一出,向林冰就放弃了进一步答辩的打算,事实上等于心服口服。而在解放区,对于向林冰的“民间形式中心源泉论”,无论是郭沫若、周扬、何其芳,抑或是艾思奇和陈伯达,几乎所有的重要理论代表都众口一词地持疑议或批判的态度。显而易见,“民族形式”成为问题的原因应该到别处去寻找。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中,胡风的理论着力点之一在于批驳向林冰的立论根据“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让胡风感到不满的与其说是向林冰立论的明显草率,不如说是他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反对论者里面不但没有谁从原则上提出过反对”,有的“甚至还明确地表示了同意,说‘这些理论根据都是没有问题的’”。因此,胡风觉得他“首先就不得不看一看”向的理论根据“是不是没有问题”。[2](P730)在此,胡风的主要论争对手在不经意间发生了转移。表面上,胡风的理论靶子仍然是向林冰“形式本身固有的辩证法”,但当时不能从原则上与向的“路线”划清界限的左翼同仁却成了胡风实际的“暗辩”对象,论争由此在交锋双方的两个声音之外显出了多声部的“复调”意味胡风的理论资源明显取自卢卡契的《叙述与描写》。胡风从中直接抄录了一段:“表现现实的新的风格、新的方法,虽然总是和以前的诸形式相联系着,但是它决不是由于艺术形式本身固有的辩证法而发生的。每一种新的风格的发生都有社会的历史的必然性,是从生活里面出来的,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的产物。”此段文字用来反驳向林冰的形式“内的”变革自然锋利有余,但转而应对左翼内部的认识不同却显得针对性不足,因为在一般原则上,“内容和形式的辩证法”对左翼同仁来说同样熟稔,他们也是运用这一前提而主张以五四新文艺传统为基础来创建新的民族形式的。用今天的眼光来重读《叙述与描写》,我们应该发现所谓“内容和形式的辩证法”在卢卡契的文章中还有更加具体的意识形态的含义。这一具体内涵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如此地具有先锋性和前卫性,以至于为包括胡风在内的所有理论家视而不见。卢卡契努力向人们展示的是叙述和描写作为两种文学的基本方法,如何与生活在资本主义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里的作家对待“生活”与社会问题的两种不同的基本态度相对应。具体而言,“巴尔扎克,斯汤达尔,狄更斯(Dickens),托尔斯泰等等的作家们,他们正当着布尔乔亚社会建立底过程中的各种不同的生死关头的时机来绘写布尔乔亚社会”,“绘写它的构成底复杂的程序,绘写从衰败的旧社会到兴起的新社会底不同的曲折的变迁”。由于“这些人们积极地广大地参与了他们那一时代底伟大的社会斗争”,对生活积累了“深澈的多样的知认”和体验,因此,叙述成了他们表现生活的必然手段;至于弗罗贝尔(福楼拜)和左拉,由于“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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